穿过(3)

不，我是四川的。她说的竟然是四川话。

那你的小河片话怎么说得这样好呢？

我丈夫是小河片的。

我再听她说话，发现有些发音显得做作，那是因为她在努力想把每个字说成标准的小河片话。

可是现在，无论城里还是乡村，无论小孩还是老人都在努力试图抛弃自己的方言。我常在这条巷子里听到家长，包括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用夹杂着方言的蹩脚普通话和孩子对话：你则日在学校欲听老斯滴哇。翻译过来就是，你今天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

时代的进步让人们觉得最好听的话就是普通话。人们越来越嫌弃方言，太土了，太难听了。学这话干吗呢？有什么用？他们出去读书，出去工作，难道还要说方言？所以孩子一出生，逗孩子说的是普通话。教孩子说话教的是普通话。从此，一代代人陆续抛弃了方言。有人说，再过几十年，我们的方言就要消失了。

“知乎”上面有一个讨论话题：方言消失的危害有哪些？一个网友说，我是南京人，我的第一语言却是普通话。再长大一点后，我开始寻找乡土认知。可是，当我去找南京的老城墙、老澡堂、老弄堂时，我基本没法和老大爷聊天，因为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有一次，我听一个本地长大的同学和父母用南京话聊天，我忽然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如果他们是南京人，那我算什么呢？如果我说一口南京话，很容易被认为是个南京人；如果我说一口苏州话，很容易被认为是个苏州人；但我说着一口普通话，在那一刻，我发现我哪里人也不是。也许那一刻，这位网友才明白，方言是一个人出生地的标签，是一种身份认同、地域认同、乡土认同，它给我们归属感。

在县城，我一说方言，别人就知道我是小河片人；细心一点的人还能够凭借我的方言猜得出我是哪个镇哪个村的人。若在外地，我一说方言，陌生的家乡人听到了，定会惊喜地说，我们竟然是老乡呀。熟悉的方言让我们在茫茫人海、在陌生的城市得以相认。它是我们的一张名片，是连接他乡与故乡的纽带。那些被大人剥夺了说方言权利的孩子，将来会不会也有一种“我哪里人也不是”的悲哀？

一个在上海某大学教书的父亲把五岁的女儿送回家乡，对她说，你要是学不会家乡话就别回来了。但是，那位父亲不知道，他的父母和他的女儿日常对话说的还是普通话。

你们最近有没有考试呀？

没有。

要努力读书，不会的多问问老师。

好的。

一对说着普通话的母女从我身边走过，我不知道她们是哪里人。

这座城中村的周围曾是一片美丽的田园。因为城市建设，这里种上了高高低低的楼房。这仅剩的城中村里，挤挤挨挨的房子割出了许多小巷，不熟悉的人进了这里，就像进入了迷宫。最近几年，他们在自己的老宅地基上拆了木房建砖房。因为没有规划，所有的房子都是艰难地从众多房子中间就势挤出来，往上长。

随之而来的是传统木房渐次消失。仅有的几栋夹在砖房的影子里，也不知道还能待多久。我最喜欢这条巷子另一出口的一栋木房，它面临希望路，用围墙割出一方小小的院落。院内种一棵颀长的枇杷树和一棵比围墙稍高的柿子树。四月底柿子花开，四瓣绿色的阔叶内开着四瓣黄色的花。五月底枇杷黄了，累累的果实挂在高高的枝头，柿子花已经变成小小的绿柿子。

在这钢筋水泥的小城，这两棵树简直就是主人家的宠物。这些在乡下才可见的果树和在乡下也逐渐少见的木房子，非常和谐地组成了一幅城市田园风光图。它就像一个隐于市的大隐，无论周围的环境怎么变，它不变。

因为临街，房子旁边又有一小块空地，主人在旁边插了块牌子，上书两字：洗车。经过那里，常看到主人家——一个瘦高个、剪平头、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和一个四十岁左右、染黄头发的女人在忙碌。夏天，男人穿一条七分直筒短裤，脚蹬一双黑色高筒雨鞋，赤裸上身，手拿喷枪，在炎炎烈日里洗车；女人则穿一双天蓝色高筒雨鞋，戴着围裙、塑料手套抹洗车子。到了冬天，他们穿着大棉袄，就着寒风洗车。

早上经过这里，整个院子好像还沉浸在一个安详的梦里，矮墙旁的柿子树、枇杷树还在睡觉。晨风拂过，它们只是轻微地摇动了一下，又恢复了安静，胖胖的柿子正在长个。

屋檐下，挂着一块白色的牌子，上书四个黑色的字：收工勿扰！字有魏碑的笔意，竖式，“扰”字旁边打了一个大叹号。傍晚六点钟这块牌子已经挂起来了。牌子后面的木屋里，橘色的灯光从门里流淌出来。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咯咯地嚷着，要主人给它们投食。屋对面的广场上，汇聚着跳广场舞和去体育馆锻炼的人。旁边的酒店内人声鼎沸，服务员正在忙碌，抽油烟机轰隆隆地响。可是，这栋处于闹市的木屋，却安静淡定，仿若与世隔绝般。洗车的地方看不到一点儿泥渣，工具摆放得整整齐齐，抹车的毛巾洗得干干净净，晾在绳索上。门口停着几辆待洗的车，他们也不出来管。

文章来源：《中学英语园地》 网址: http://www.zxyyydzz.cn/qikandaodu/2021/0509/5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