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中西融贯文化的政治运用(3)

3 引进马列，完善政治秩序

第三个阶段是在孙中山的晚年。此时的中西文化观的“融贯”，还出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趋向，他不仅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念，而且将中国的大同社会与列宁所宣传的苏维埃主义联系起来、将中国的王道主义与国际主义联系起来。他认为苏维埃主义能够为“受屈人民当联合受屈人民以排横暴者。［7］”他还将大同和苏维埃主义相提并论：“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露国立国之主义不过如此而已，有何可畏！［7］”他还提出“以俄为师”，使中国学习西方的内容有所发展，这就使中国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所以，孙中山对西方的学习带有了前瞻性，高于同时代人对西方的学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他在1905年5月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期间，谈到了要用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汲取欧美文明中的精华部分，避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的产生，使中国国民幸福地“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1］。可见，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在以集体主义制度作为新社会精神支柱上存在着共识。孙中山还将马克思尊称为“专从科学方法去研究社会问题之解决”［5］的社会主义学派的“圣人”［5］。他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以及阶级斗争的思想存在异议，但是，他坚信“一般讲社会主义的人多半是道德家，就是一般赞成的人，也是很有良心，很有道德的”［5］。

在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后，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达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联俄”是孙中山希望中国能够借助苏俄的力量形成独立的国家，并且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共同打倒帝国主义。“联共”是孙中山为了挽救国民党而吸收共产党作为新鲜血液的重要政策，两党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联合战线，将民主革命推向高潮。“扶助农工”是指国民党大力动员农民工人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并从民生主义入手制定提升工农政治经济等利益相关的决策，这极大地促进了阶级基础发生变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学习苏俄后而得出的重要结论。在这一政策之下，中国人民在国共合作领导之下发动了大革命。超越了孙中山以往革命效果的大革命，提升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组织程度，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这三大政策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团结友爱与人民主权论结合起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

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下，孙中山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结合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吸收了西方多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对三民主义的影响极大。孙中山将自由对应于民族主义，将平等对应于民权主义，将博爱对应于民生主义。孙中山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汲取营养，移植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以服务于社会现实的需要。中国传统社会重视家族、宗族，形成了稳固的家国同构型社会，但是古代的国指的是诸侯国，近代的国指民族国家。在面对外敌入侵之际，中国需要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家国同构必然会形成近代的民族国家意识。针对当时亡国灭种的危险，孙中山运用民族意识主张新民族主义，进一步要求中国在国际社会获得民族的自由，民众在国家内部获得民主的自由。如何建设民族主义，孙中山认为：“第一条件是要我们知道现在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既然知道了处于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如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5］。新民族主义是维持中国生存与国家发达的有力武器，也具有了明确的反帝要求。中国传统社会重视民本的思想，强调保证人民群众生存生活的重要性。孙中山认为中国社会早就有民权的思想：“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5］面对外敌入侵以及封建皇权的长期压迫，孙中山以民本传统主张新民权主义，即国家交往之间的权利平等、国民内部的政治、经济平等。在国内实施关于民权的具体方法，孙中山提出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四种直接管理政府的“全民政治”［5］。他还进一步将民权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斗争结合起来。中国传统社会重视仁爱的思想，并且历代统治者都主张用仁政来保障国计民生。面对国人难以保证的生存问题，孙中山认识到了仁爱的重要性，并且将仁爱与博爱等同起来。他以博爱贯通新民生主义，国家治理只有以博爱的方式解决人民的“求生计”问题，“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他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作为新民生主义发展的手段。平均地权的口号是孙中山效法亨利·乔治和约翰·穆勒的理论而得出的土地纲领，同时“融贯”了大同社会、均田与公仓等古法。新民生主义将“平均地权”发展为“‘耕者有其田’”［5］，批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体现了反对封建剥削的精神。节制资本是从西方社会引进的思想，节制“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对于“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生活”。新民生主义以博爱的方式关怀工人，并与扶助农工政策结合起来，构成了国共合作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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